□罗基富　陈兴华　岳启海

　　兴安县溶江镇(原金石乡)新文村的文甲垌村是一个壮、苗、瑶、汉多民族居住的自然村，全村80多户400多人。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军委纵队翻越老山界后，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由千家寺以南绕过老山界来到文甲垌村一带，休整了3天。自上世纪90年代，文甲垌村民就自发成立了“文甲垌革命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将红三军团经过这里休整3天时居住和使用过的房屋、水井、祠堂等立上水泥碑进行标志，保护起来，并在红军堂内展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石磨、石水缸、石碓、桌、椅、马灯以及彭德怀睡过的大床等实物，以便让后人知道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所发生的一些动人故事。

　　关爱妇女

　　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土豪劣绅到村里散布消息说，要来共匪了，他们就是共产党的红军，要共产共妻。村民们听后恐慌起来，纷纷跑进叫做“大场”的山里藏匿,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之人。一位叫曾国英的妇女，因为刚生完孩子，体力不支，没有进山，只好在家“等死”。

　　很快，红军队伍就出现在村中。一些行动缓的人还在往村外跑。红军见状后忙招手高声喊：“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请你们快回来吧!”听到这些亲切的呼喊声，乡亲们陆续回到了家。

　　红军的到来，不但没有共产共妻，还给予了曾国英无微不至的关怀。红军队伍的一位女红军“大姐”，见到她产后体虚，每天都送饭送菜、精心护理，直到红军队伍离去。

　　红军堂

　　红军是工农的队伍，是维护广大群众利益的军队，所到之处，为了不扰民众，尽最大可能将活动场所设在寺庙、祠堂。

　　村子里的“周氏祠堂”是最大的公共建筑，原有前后两进，边房一间，面积达800平方米左右。当年，在祠堂里驻扎了三个排和后勤食堂。对红军有所了解后，老百姓也主动到祠堂给红军送柴，帮助磨谷子、做豆腐、担水、烧火，完完全全和红军打成了一片，军民一道如鱼与水。

　　后来，周氏祠堂只留下残墙碎瓦。为了保护当年红军在墙上书写的标语，村子在后院重建了一座房子。后院房子内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当年红军写的两幅标语：“红军是民众抗日的主力军!”“(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和华北!”落款均为“红全政”。

　　现如今，周氏祠堂门口有一块水泥碑上刻有“红军堂”三个大字。

　　红军生活

　　红军的生活很艰苦，穿的多是草鞋，战士们每天一休息就打草鞋。很多红军的脚被埋在路上的竹签子扎伤，肿得很大，但战士们互相鼓励，忍着疼痛赶路。红军的衣服没有统一的，只有帽子是统一的，帽子上都有五角星。行军时，前后都是身体好的战士，中间是些伤病员。红军虽然生活很艰苦，但纪律很好，不乱拿群众的东西，买卖公平。

　　红军对穷人好，对土豪却不客气。红军到文甲垌后，打开了地主周肇文的粮仓，杀了地主的猪，把猪肉和粮食分给穷人。村里的村民都分得了粮食，还可以一日三餐到祠堂领白米饭。失去双脚的残疾人周爷爷，平常时是以手代步之人，行动不便。红军知情后，每天都将饭菜送到他的手中。他在之后的人生中始终都说：红军是我最亲的亲人。

　　红军桥

　　文甲垌村背山而建，一条小河从村前缓缓流过。河上有两座不知建于何时的古代石拱桥。过去，村民们把上游那座叫上拱桥，下游的叫下拱桥。

　　上拱桥，是全村下地耕作、上山打柴的主要通道。一位红军大官模样的人在这座桥上和周义昌、周祝昌、周瑞琅等村民促膝谈心、问寒问暖，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求翻身的道理。解放后，村民们才知道这位“红军大官”就是彭德怀。

　　红军在文甲垌休整了3天后，要离村进山踏上远方的征途。村民们纷纷端着热茶到村口的拱桥边，依依不舍地泪送红军、泪送亲人、泪送人民自己的军队。

　　上拱桥，当年红军首长宣传的声音仿佛至今还在桥上回响。红军与寨民的深情被拱桥紧紧地牵连。为了让子子孙孙都记住这段历史，村里改桥名为“红军桥”。

　　中华苏维埃金石合作社

　　红军长征路过文甲垌村，宣传了新思想，新观念，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41年，先后在桂林清风、向智小学教过书的进步青年周瑞年(1908～1943年)回到家乡文甲垌创办了职业学校，开有缝纫、木工、文化艺术等科目，招收有志青年学习，并聘请名师任教;他自筹资金买旧电动机，建立电站和抽水站，为教学服务;同时创办中华苏维埃金石合作社，抵制地主劣绅高利盘剥山民，倡导“研维新事业，做合作工夫”、“日新不已，利益均兼”，并作为楹联刻在合作社大门两边;开展群众性戏剧活动，印发传单，主张“人人有工做，个个有饭吃”，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周瑞年的进步思想和行为，受到农民群众的拥戴，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对。1943年10月，国民党兴安县警察局将周瑞年抓捕入狱。同年底，因患牢瘟保外就医，出狱后第三天病故。

　　如今，中华苏维埃金石合作社旧址被定为“兴安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10月，时任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的潘琦还为中华苏维埃金石合作社旧址题词——— 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