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鸿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桂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桂 林县支部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为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而积极探索、追求真理，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苏鸿基，又名桂联，字子固，1898年9月25日出生在广西灵川县潭下苏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十岁才上小学，且常因家事而耽误学习。但他勤奋好学,聪敏过人，非常喜欢写诗文，别人或老师一讲他就很快地领会了，其父看到儿子这么聪明能干，决心送他到城里深造。1916年，年已18岁的苏鸿基考取了桂林桂山中学。在学校，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深得老师的称赞和同学的钦佩。

 1916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曹锟贿选，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具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爱国意识的苏鸿基，把愤怒的心情投在笔上，积极在班内、校内的墙报栏上写文章给予抨击。他的爱国行动，得到老师和广大同学的支持。这样，他在全校出了名，并逐步成为全校学生中的骨干。1918年他又与李铭勋，李征风等各校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桂林学生爱国会”，并被选为领导成员。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来,桂林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热烈响应，他们在学生爱国会的率领下，举行罢课、集会，并组织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桂山中学在苏鸿基 的带领下,组织了宣传队,上街和到公共场所宣传、讲演, 高呼反帝爱国口号，查封奸商仇货(日本货)，不遗余力地日夜奔忙。

 随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了便于组织和加强斗争，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举行代表会议，桂林学生选派粟丰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决定将全国不同名称的学生组织一律改称为学生联合会。会后，桂林学生依照决定，将原来的桂林学生爱国会改为桂林学生联合会，设正副会长和干事, 苏鸿基被选为干事。学联成立后，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帝斗争，苏鸿基与李征风等学联领导成员，积极组织学生检查队，深入商店、码头，检查仇货。他们还将检查到的仇货拉到王城当众焚毁，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然而，斗争是复杂的，一些不法奸商顽固反抗,他们藏匿仇货拒绝检查，有的将仇货商标改换成国货商标继续出售。在检查中，五洲药房和马永顺百货店的老板唆使店伙计同学生检查队发生冲突，马永顺的老板又到法院去诬告学生侵犯他的营业，企图寻求法律庇护。苏鸿基和李征凤等学联的领导成员研究，组织了各校学生，团结一致，齐集到法院门前示威抗议，通过抗议和说理斗争，法院不敢传讯学联领导人。后来只好请学联代表入座谈判。在谈判桌上，苏鸿基等学联代表据理力争，彻底揭露马永顺百货店的不法行为。结果，法院在学生的正义威胁下被迫要马永顺老板向学联道歉，保证不再售"仇货"而结案。通过这场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学生的革命斗志。

 在“五四”运动中，苏鸿基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迪，思想激进,和他一起的同学中，有些则逐步转向保守，这就产生了思想斗争，尤其是学联内部激进与守旧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苏鸿基在这场矛盾斗争中，坚决站在进步势力一边，与李征凤、谢铁民、黄成业等一起重新组成新的政治团体——新中国学社，并于1921年秋在县文庙（今湖滨饭店处）正式成立。学社成立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文庙前大牌坊上“德牟天地”，“道冠古今”八个字刷掉，而后写上“新中国学社”五个大字。它标志着学社与封建意识绝不相容，体现了社员们的不妥协精神。学社“以结合同志，砥砺身心，研究学术，参加救国运动为主旨，以平等、博爱、互助、自由为信条;以吸烟、酗酒、赌博、宿娼为禁例”。学社办有 社刊〈半月刊〉，介绍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发表社员创作的作品。同时开办补习学校,设置文娱活动场所和图书阅览室，存放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出版的风靡一时的各种新思潮的刊物，这给当时学社社员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粮。苏鸿基等学社的主要成员企图把学社办成乌托邦式的新村，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共同劳动，平等、团结，虽然他们这种尝试终告失败，但他们敢于实践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他们热烈追求光明，探索真理的行动，对于当时桂林新思潮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桂林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1921年12月，孙中山率师北伐到达桂林。苏鸿基参与迎接并聆听了孙中山所发表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北伐大义和“知难行易”的演说，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尤其是他随学社的领导成员去谒拜孙中山时，孙中山对他们非常关心地说：“你们想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好先从研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起。我现在也正在进一步研究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觉得今后的革命非以俄为师不可”。孙中山的教诲，给苏鸿基探索革命真理指明崭新的道路。此后，他转入学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并在编学社的社刊时，开始注意对列宁、对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使学社成为广西知识青年最早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之一。

 1923年冬，由于军阀盘踞，兵匪横行，社会动乱，新中国学社在桂林连遭兵匪袭扰的情况下解散。许多社友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寻找革命道路而分赴梧州、广州、北京、上海求学或工作。苏鸿基离开桂林到达梧州。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革命蓬勃发展，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也日渐接近广东国民政府。在这种形势下，苏鸿基经人介绍进入梧州报社工作，他在报社里担任编辑，积极宣传和报导国共合 作的大好形势。1925年初，裴邦焘、李任仁在桂林筹组国民党桂林县党部，他们对苏鸿基“五四”时期在桂林的活动很了解，即叫苏鸿基回桂林协助工作，苏鸿基回到桂林后，积极协助裴、李，宣传三民主义，宣传国民革命，宣传打倒军阀，为国民党桂林县党部筹组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5年冬，苏鸿基离开桂林，到梧州广西宣传员养成所学习。在学习期间，他认识并熟悉了教官谭寿林(中共党员,梧州地委书记)。当他从谭寿林那里得到《共产党宣言》时，他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久即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入党后，他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积极学习和工作，并担任了《火线月刊》的编辑，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传北伐、宣传农工运动，并参与发起驱逐右派所长杨文诏的学潮，迫使广西当局免去杨的职务。1926年6月底养成所解散，学员全部结业。苏鸿基受中共梧州地委的派遣回桂林工作。苏鸿基回到桂林后，即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县党部青年部长、《民国日报》副总编辑。此后，他以县党部青年部长和《民国日报》副总编辑的公开合法身份，积极协助李征凤开展筹建党组织的工作。经过短时间的筹备，1926年7月下旬,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共桂林县支部干事会成立，李征凤被选为书记，苏鸿基被选为宣传干事。

 支部成立后，苏鸿基和支部领导成员经过分析，认为桂林的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当前的形势是我们党应当用国民党这面通俗的、现成的、易于被群众所接受的革命旗帜去宣传组织群众，使我们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变为广大群众的行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苏鸿基首先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民国日报》这个舆论工具，不仅自己亲自为报纸撰文，而且大量刊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人士的文章,使《民国日报》刊登的大都是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传反帝反封建民主思想,宣传农工运动，宣传北伐战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等革命内容的文章。这对于团结教育桂林的广大群众，推动桂林群众运动向前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苏鸿基还接受了桂林妇女解放协会的建议，在《民国日报》上创办了《妇女先锋》副刊。这个副刊锋芒直指封建势力和传统的旧道德观念。它号召广大被压迫的妇女起来反对封建旧礼教，反对买卖妇女，提倡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由，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妇女的革命斗志。其次，苏鸿基积极协助李征凤开展青年运动、发展团的工作。他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县党部青年部长的有利条件，深入学校开展对青年学生的宣传鼓动工作。裴邦焘是他旧时好友,思想进步，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当时又是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于是苏鸿基决定选择这个学校作为开展青年学生运动的重点，并派原二师毕业的学生廖骏、李芬华等回到二师开展工作，他们在校长裴邦焘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将学生发动起来了，校内民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独秀峰脚下“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上前，稳住脚步，要高举少年的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的革命歌声回荡整个校园内。二师沸腾起来了，独秀峰顶的凉亭及二师的大门、围墙被刷上象征"革命"的红色。在二师的影响下，全城各校学生都起来了，他们在中共桂林县支部的组织和领导下，参加各种实际斗争。在斗争中，涌现了大批学生骨干。苏鸿基将年纪较大的骨干分子培养吸收入党，对于年纪较小，还不到入党年龄的积极分子，及时指示团组织将他们吸收进来。这样, 党、团队伍迅速扩大，特别是团员由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了40多人。1927年8月初，经共青团广东区委批准，在桂林皇宫街19号廖骥家成立了共青团桂林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 5个团支部。第三，发动工农运动。在发动青年学生的同时，苏鸿基通过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逐步认识到，光有青年学生的积极性，没有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革命的力量是不足的，是难以赶走帝国主义，难以打倒军阀的。因此，他与李征凤等密切配合，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之中，向他们宣传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道理，教工人、农民识字、教唱革命歌曲，启发和提高工人、农民的觉悟，培养工人、农民中的骨干，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帮助建立和完善工会组织（因原来国民党也建有一些工会）建立农民协会等组织。在苏鸿基等的艰苦工作之下，桂林各行业工会都建立起来了，城郊农民协会也成立起来了，并使它直接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第四，苏鸿基还特别关心和支持妇女的解放斗争。他对妇女在旧社会所处的地位和遭遇表示极大的同情。1926年“三·八”节期间，那时还在梧州广西宣传员养成所学习的苏鸿基，抱着关注妇女解放的心情给桂林妇女写了一篇题为《三·八日敬告桂林妇女解放协会和女界联合会》的文章。文章热情赞扬了桂林妇女勇于冲破封建羁绊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号召妇女组织起来，参加革命，打破一切束缚和迷信，在争取革命的胜利中谋求自己的彻底解放。他回桂林担任党支部的工作后，高度重视妇女工作，听取妇女工作的汇报，帮助完善妇女协会的组织，关心妇女干部的成长，积极培养和吸收女同志入党、入团。并与李征凤商量决定，在《民国日报》上免费为妇女刊登离婚启事，为妇女伸张正义，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妇女的解放。

 苏鸿基在桂林的工作时间是短暂的，但他谦虚谨慎，尽心尽力工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他在支部领导成员中年龄最大，他从不以老自居，而是按组织的分工，努力把党的工作做好。他与支部的领导成员齐心合作，努力搞好党、团的建设工作、青年学生工作、妇女工作和统战工作。使桂林党、团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普遍建立，国共合作局面良好，民众运动蓬蓬勃勃的发展。这是苏鸿基和党支部的领导成员团结合作有效工作的结果。

 正当桂林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于1927 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桂系李、黄、白集团紧步蒋介石的反革命后尘，在广西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

 以刽子手黄同仇为首的桂林区“清党”委员会，于4月下旬以召集开会为名，将苏鸿基扣押，同时被扣押的有中共桂林县支部书记李征凤，国民党左派人士裴邦焘。他们被捕后，关押在旧藩台衙内城防军余子芳团部。接着《革命周刊》、《民国日报》、《教育日报》也被查封或被接管,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桂林山城。

 苏鸿基在狱中，镇定而坚强，不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要他承认“谋反”的罪行，要他供出组织和同志，都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他知道自己是敌人捕杀的重点对象，不免一死，他决心以身殉党。残暴的反动派终于在1927年10月14日对苏鸿基下了毒手，将他杀害于桂林丽泽门外（蒋翊武纪念碑附近）。同时在一处遇难的有中共桂林县支部书记李征凤，国民党左派人士裴邦焘。当敌人推他们走到蒋翊武纪念碑时，三人同时高喊：我们不走了，你们要杀就杀吧，革命者是杀不完的，我们的仇自有人来报。临刑时，敌人压苏鸿基跪下，他怒视敌人，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立而不跪，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