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代表中共长期在国民党控制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与谈判，努力团结各方抗日救国力量。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周恩来曾三次来到桂林，主要是做桂系的统战工作、会见进步文艺团体和民主人士、指导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

抗战时期周恩来（左）与叶剑英在桂林合影

        一到桂林：开展统战，准备持久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代表中共长期在国民党控制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１９３８年初，在蒋介石的强邀下，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武汉沦陷前，周恩来、董必武分析了抗战形势和国内政治环境，谋划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转移，并对分配到桂林工作的人作了指示：到广西后的工作原则，是要在广西搞好统战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要把大批进步人士吸收到广西去。同时，指示做上层统战工作的人，要向桂系的上层人物做好宣传，促使桂系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投降倾向。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主战派，同周恩来经常见面。奉派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时，白崇禧在临行前特地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家里，请教对敌作战方针。10月25日凌晨，周恩来等中共人士从武汉撤退时，正巧看到一身戎装的白崇禧因吉普车故障焦急地站在路边，周恩来马上下车对白崇禧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远，赶快上我的车去长沙吧！”白崇禧于是上了周恩来的车。两人在车上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个人出身到国共合作、抗战形势等无所不谈。交谈中，周恩来与白崇禧达成了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口头协议。原武汉八办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桂林开展先期工作，租赁下桂北路１３８号的万祥醩坊，在下旬正式成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并在城北的路莫村租用了民房设立转运站，作为机要电台、仓库和过往人员的驻地。

12月3日，周恩来由衡阳到达桂林城。此时，在周恩来周密策划和组织安排下，从上海、武汉、广州撤退出来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和爱国民主人士，也开始纷纷汇集桂林。周恩来这次到桂林，主要的目的是开展全面的统战工作、检查刚刚成立的桂林八办的工作和《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事宜。除了广泛接触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还要会见文艺工作者和爱国民主人士，向他们宣传武汉、广州失守后的抗战形势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抗战爆发后，虽然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一直不愿以平等的地位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的舆论一直在掀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运动，鼓吹“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6日晚上，应蒋介石之约，周恩来在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与其会见。蒋介石不谈抗日大事，却阔论国共“合并”论：“共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全体做不行，可否以一部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看出了蒋介石又在重演2月10日会见时的用心，严肃回应：“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个党。”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只有害而无益。周恩来的回答，有礼有节地维护了中共的独立性，并在当晚将会见谈话情况电告了中央。

周恩来还接触其他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拜访李任仁、马君武等爱国民主人士。在郭沫若陪同下会见白崇禧时，周恩来就《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一事与白进行商谈。还在长沙时，周恩来就对赶去汇报的总编辑夏衍指示：自筹经费，尽快复刊。白崇禧对《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表示欢迎，并答应拨200元作为复刊经费。  

8日下午3时，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广西支会在正阳路大华饭店举行筹备会，广西各界人士及在桂林的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陶行知等，还有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等共100多人到会。应邀出席的周恩来见会场四周陈列着国内外的反侵略漫画和图片，充满着反侵略氛围，给予肯定。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抗战形势的演讲，讲解中共坚持持久、全面抗战的战略，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讲中国具备五个方面的抗战胜利条件根据，鼓励大家团结抗战到底。

在桂林期间，周恩来还在桂林中学召集政治部第三厅到桂人员和该厅所属抗敌演剧队、宣传队、新安旅行团的负责人开会，详谈长沙大火后的形势和任务；接见了在桂林文化界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愈之、范长江、陆诒和进步人士千家驹等，提醒他们要有持久抗战的思想准备，在国统区要讲究策略和注意隐蔽，不要过于暴露。周恩来在繁忙的日程中不忘关怀少年儿童，专门派人到从长沙转移来的中共领导的孩子剧团的驻地看望了孩子们，并给他们送去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

11日，周恩来在南方局的电报一再催促下，坐飞机取道重庆，再赶回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二到桂林：传达中央精神，负起历史责任

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偕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从重庆飞抵桂林，这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检查、指导工作途中，在桂林作短暂停留。

16日，军委会桂林行营举行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和叶挺应邀出席。周恩来在军训部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一再邀请下，在会上作了《军训工作之重要》的即席讲话，借机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号召中国不仅要造成今天的全面抗战，而且要准备明天的胜利决战。周恩来专业的知识、缜密的逻辑和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对全面抗战的信心，赢得满堂喝彩。

当晚，周恩来谢绝了白崇禧安排他住进高级宾馆的好意，乘车赶往市郊路莫村，向集中在桂林八办转运站救亡室的八办全体工作人员、桂林文化教育界的中共党员共200多人，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详解抗战形势和任务、党的方针和策略，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号召党员认真地负起抗战的重大历史责任，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周恩来连讲三个多小时，主持会议的曹瑛（桂林八办分管党的组织工作）几次请他休息一会儿，毫无倦意的周恩来谢绝了。直到午夜，周恩来才在李克农和曹瑛陪同下，返回城里的办事处，住在二楼。

次日一早，周恩来又同李克农、曹瑛详细谈了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强调在讲团结抗战时不要忘记国民党的顽固派在搞分裂投降活动，要警惕桂系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同流合污。并针对处在特殊政治环境中的广西地方党组织作出了具体的指示。谈话中，周恩来见曹瑛一直用铅笔做记录,很不方便，影响了听讲和记录，就取下自己的自来水笔给曹瑛。曹瑛接过笔,写起来快多了。谈话结束，他把笔还给周恩来，周恩来笑着亲切地说：“留下给你用吧！”曹瑛后来一直珍藏着这支笔（现存于桂林八办纪念馆）。
　　18日，正是农历除夕前夜，周恩来同叶挺、邱南章等人乘车去皖南抗日前线。

        三到桂林：揭露顽固派阴谋，看望新旅孩子们

1939年4月下旬，周恩来从皖南返重庆时又路径桂林。桂林文化教育界获悉后，特在大华饭店举行欢迎宴会，出席的有杨东莼、田汉、胡愈之、夏衍、欧阳予倩等各界人士100多人。

国民党不顾全民抗战的紧迫形势，已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又在桂林市参议会会议室接见了文教界的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数十人。3个小时的长谈中，周恩来在分析抗战形势和任务的同时，着重通过列举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刻意制造摩擦，号召大家要保持高度警惕，随时严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的图谋，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了配合前线作战，军委会政治部正在桂林举办日文日语训练班，共产党员冯乃超担任训练班指导员。周恩来在冯乃超的陪同下，向学员作了《如何粉碎敌人的阴谋》的报告，勉励学员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正值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前夕，周恩来还接受了《救亡日报》记者姚潜修的采访，指出：“五四运动包含着民族运动，科学与民主运动，新文学运动”，“在当时是思想革命，也是一种启蒙运动”。号召青年“应该继承它的积极优良传统，为民族解放运动，科学和民主运动，发扬它的光荣历史，以有利于抗战建国”。采访记录发表在1939年5月5日的《救亡日报》上。

周恩来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党领导的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来桂林前，周恩来指示新旅拒绝了国民党的收编，并为新旅争取到了一定的国民政府资金。晚上，他在桂林八办同李克农一起，接见了该团党支部委员徐志贯、张牧等人。听完汇报，谈到新旅的生活时，周恩来指出：“你们的供给制，我看比八路军还要八路军！集体主义好，但要适应社会环境，也要让团员们了解和学会处理个人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不然，你们就显得有些特殊了，怎么和社会上的青年、儿童打成一片呢？”要求新旅的中共支部注意发挥少年儿童特点，适应社会环境，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以利更好开展工作。临别时，周恩来嘱咐他们：“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大家注意锻炼身体，提高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政治和提高工作能力。”第二天下午，周恩来还到新安旅行团驻地东江镇小学看望全体团员，同孩子们一一握手，搂着、抚摸着他们的头发，仔细询问姓名、年龄和生活、学习等情况。告别时，周恩来对新旅负责人说：“新旅人小志大，在抗日的大课堂上学到不少东西，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不少工作。今后，要警惕反动派的阴谋，注意工作方法和安全，广泛联系和依靠群众，学会做群众工作和合法斗争的本领，把抗日宣传工作做得更好。”

（赵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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