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录：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桂林地市及各县党史部门组织访问了红军长征过桂北沿途群众，本栏目刊发的口述录就是从中挑选出来的，它反映了红军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反映了红军长征对沿途群众的深远影响。

　　帮助红军挖枪眼

　　1934年冬天，红军来到我们这里，用光洋买了两头猪，叫我们帮他们杀了。他们把猪肉抬到板桥铺去煮吃。抬走时，给了我一吊钱作为工钱，问我够了没有，我回答说：“够了!”他们待人很和气，有的称我为同志，有的叫我做老乡。还跟我们讲打土豪、分田地的事。那时，我们弟兄三个都在帮地主打长工，听到有田分，心里高兴得很呢!心想：这样好的军队，打灯笼火把都找不到。

　　红军来了以后，李宗仁的军队也占领了我们村子对面那座狮子山。红军问我，从什么地方好打狮子山?我马上带他们去占领虎形山。到了虎形山边，敌人立即向我们扫射，子弹打得很低。红军赶快把我按倒在地上，对我说：“我们知道上山的路了，你没有打过仗，不懂得躲枪子弹，这里危险，赶快回去。”

　　我回到家里，看见有两个红军正在我家粪屋的墙上挖枪眼，挖了很久还没挖开，我就去拿了个铁耙齿来挖，一下子就撬开了一个洞。我还想继续挖大点，他们说：“好了!不要挖得太大了。只要能架上机枪、能瞄准就行了。”我一让开身子，他们就架起机枪朝敌人扫射起来。几个红军在那里足足打了一天。过后，我在粪屋里，光子弹壳就捡到了一畚箕。另外，我还带了几个红军到对面大石头脚去打，那里的子弹壳还要多。

　　红军确实勇敢，一点不怕死。有5个红军在钟山上打了一天，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还在打。后来，敌人追过来了。我看到有个红军脚受了伤，正在流血。一大群敌人快到他眼前了，我劝他快跑，他说：“不怕，没关系!”

　　红军部队撤走后，有5个同志牺牲在公路边，其中有一个是连长。我邀集几个穷兄弟把他们埋了。

　　(灌阳县灌阳镇排埠江村唐玉甫老人(采访时78岁)的回忆)

　　请红军吃红薯，红军要给钱

　　我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十月十八日。过了三天，即十月二十一日(1934年11月27日)，红军开始打仗。第一天小打，第二天、第三天大打。打仗时，我在家。红军对穷人很好，与穷人握手，我们很高兴。他们说：“走了几天未见到老百姓，你胆大，在家好。”我们请他吃红薯，他们要给钱，你不要他的钱，他们就不要红薯。我们村荣秀、小文、荣甫等二十多人帮红军磨米。我还跟着他们送饭到杨柳井战场上，红军叫我莫到前面去，说那里打得很厉害。红军第一天打了一个多钟头，敌人败了，退到马渡桥。后来敌人从峡里包围过来，红军就撤下来退到另一个高山。

　　红军在我们村的黄荣进、黄荣升家安了电话机，日夜电话不停。

　　(灌阳县新圩乡板桥铺黄荣新老人(采访时66岁)的回忆)

　　红军称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1934年，红军战士曾广贵因跌断脚掉队了，红军连长把他交给水车村的两个人照顾，给了他们两块光洋。后来钱用光了，他们无力再照顾曾广贵。我很同情这位十六七岁的小红军，自己虽然也很穷，但我决心要救他。于是我叫自己的徒弟翟太全把曾广贵背到我屋里。

　　一星期后，曾广贵被村长发现，天天带人来搜查，把他抓去了。村长又硬着要我交出曾广贵的手枪来，问了我两三夜，我始终不承认有什么枪。后来村长把曾广贵押到乡公所关了十多天。副乡长翟畅文来问我，要我交出枪来，不然就要把曾广贵枪毙了。我回答说：“枪没有，要枪毙就连我一起枪毙，先把我枪毙好了。”乡公所见威胁不成，就罚我出九块光洋作为曾广贵的伙食费。罚款通知是乡警蒋超权送来的。

　　后来，乡公所要把曾广贵送到外县去，我想，曾广贵的脚还未好，送到外县去必定是死。我告诉蒋超权，他送到半路后就让我接回来。我叫徒弟翟太全将曾广贵悄悄地背回来藏到我家牛栏上面。直到第二年三月，曾广贵的脚好些了，我才把他转移到邻居翟佑春家后面的小屋里，又治疗了几个月。到十二月，乡政府对红军的搜查松缓些了，我就叫曾广贵写封信回家去探问一下消息，看能否与家里取得联系。后来，他家里来了信。他父亲又亲自来接他。遗憾的是，他走的时候我不在家，到大田村做木工去了，没能亲自送他。

　　解放后，曾广贵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直到1971年才找到我的地址，和我通了信。从这以后，他每年春节前总要给我寄些钱来，至今总共寄了320多元。还写了许多感谢信，称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灌阳县文市镇五里坪村王贵卿老人(采访时71岁)的回忆)